文章稱，在經過了長達三十年高速經濟增長之后，昔日強大的經濟增長引擎似乎正在失去效力。曾經因成功預測了東亞金融危機聲名大噪的保羅克魯格曼近日發文，稱中國遇到了“大麻煩”：推動中國經濟30年來迅猛發展的經濟體制，都已經達到了極限。這讓很多人擔心克魯格曼的說法會再次在中國一語成讖。
文章介紹，縱觀世界經濟的發展史，確實很少有國家能夠長年保持10%左右的高速經濟增長。歐美國家在二戰之后的“黃金發展周期”之后，也紛紛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經濟滯脹”期；而日本在實現經濟崛起之后卻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進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對此，著名經濟學家奧爾森曾給出過政治經濟學的解釋，他認為，一段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后，一定會在國內形成一些分利集團，它們在過去的經濟發展中獲得了雄厚的政治和經濟資源，越來越專注于既有財富的分配而不再是新財富的創造，其主要表現就是日益喪失了技術革新的動力，而是致力于通過游說或直接操縱權力部門來提高新進入者門檻，以獲得壟斷性收益，并阻礙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從而成為經濟進一步增長的阻力。
文章指出，無論是19世紀末的洋務運動，還是20世紀3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抑或是最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這幾個經濟增長黃金期都是國家落后壓力之下舉國上下奮發圖強的產物。即便是災難性的“大躍進”運動也是中國政治精英致力于“超英趕美”的重要努力，其主觀愿望不能說是錯誤。梳理改革開放以來的諸多制度性成就，尤其是經濟領域的改革，很多都來自于外部競爭壓力的“倒逼效應”。作為偉大的改革家，鄧小平之所以能夠克服既有制度格局的阻力，啟動大規模改革進程，其使用的一個很重要政治手段就是訴諸于國際競爭壓力，通過煥發中國社會的憂患意識，來打破保守勢力的阻礙。
文章表示，隨著中國經濟快速躍進到世界第二，以及西方領先國家先后遭遇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中國社會開始彌漫著一股驕奢之氣。不少精英人士開始沉迷在“中國崛起”的奇跡，陶醉于“中國模式”的優越，自省和批判能力、審慎和憂患意識都開始退卻，這有可能引導中國的社會情緒重回乾隆晚年的“天朝上國”的驕傲自大的狀態。
文章指出，除了國際競爭壓力所激發的斗志之外，推動中國繼續未竟改革之路的另外一個動力就是不斷演進的代際更替所帶來的思想沖擊。鄧小平改革給中國留下的一個重要遺產就是首先在政治領域繼而在社會各個領域建立了嚴格的退休制度。這種苛刻的甚至于有些矯枉過正的退休制度，確保了中國社會的流動性，正所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政治領域為例，中國每五年就要經歷一個大規模的政治精英的新老更替，每十年就會經歷一個更大規模的代際更替。在政治退出制度還沒有效建立起來之前，退休制度所帶來的人員更替確保了不斷會有新思想、新倡議涌上政治前臺，從而很大程度上確保了政治活力、防止了政治衰朽。
文章稱，中國社會目前隱約出現了與代際更替、人員流動相反的趨勢，那就是階層固化所導致的上下流動的通道日益逼仄，它可能導致社會結構的僵化。目前廣泛出現的“官二代”和“富二代”現象就是這種趨勢的表現。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湖北考察時指出，要以更大政治勇氣智慧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就是對這種現象的深刻認識。
文章指出，由于在現有的政治框架之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廣大“失敗者”始終只有以原子化的狀態分散存在，他們缺乏組織化的手段來集中、有序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這成為中國社會動蕩不安的根源。信息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層出不窮的新媒體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弱勢群體的種種不足，新媒體放大了弱勢群體的聲音，增強了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抗衡的籌碼。而一度“沉默”的社會力量一旦被新的技術手段所動員起來，就會形成強大的破舊潮流，聰明的改革者也會順勢借助這股力量，進行新的制度設計以調整利益分配，進而打破既有利益格局。
文章強調，中國能否克服改革“疲憊癥”，重新享受到李克強總理所反復提到的“改革紅利”，最終則取決于中國社會能否對后危機時代的新一輪國際競爭壓力繼續保持巨大的緊迫感，取決于中國的代際更替和社會流動能否不被階層固化所阻擋而繼續向前，也取決于“弱勢群體”能否有效利用新技術手段和平表達利益并且有序參與政治過程。“中國夢”的實現最終依賴于跬步相積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