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奇堅持自稱他是一名教師，堅決不接受大師的頭銜。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做咨詢，不介入實務，即便在擔任花旗公司行為科學理事會主席時也是如此，惟一例外的是曾經給花旗公司的老總約翰·里德提出過一次關于并購的疑問。而這一疑問也不是因為面對老總，而是作為相交甚深的朋友提出的。按照他自己開玩笑的說法，他給人們的惟一建議是生孩子。
但是，馬奇不是遠離人間煙火。他十分關注現實，只不過是以他自己的方式關注。比如，他的領導力課程，最主要的教材是兩本小說，一本《堂吉訶德》，一本《戰爭與和平》，此外還有莎士比亞的《奧賽羅》，蕭伯納的《圣女貞德》。他的著作，處處貼近現實，以至于人們把他看做是以經驗校正理論的高手。從他的課程中可以看出，他關注現實的角度與眾不同，兩部小說作為教材，八本詩集抒發心聲，很有點身在紅塵之外而心系社會蒼生的味道。正是這種心態，奠定了馬奇的學術地位。
他堅守著理論只能解釋世界、絕不改造世界的底線，不越雷池一步。
馬奇通過堂吉訶德告訴人們，世人都追求結果的成功，但是堂吉訶德展示的是行動的正當性，他從不關心結果，只關心自己作為一名騎士的行為。在馬奇的著作中，強調身份的邏輯超越了強調因果的邏輯，其中就包含著堂吉訶德的影子。也許，如果馬奇老頭知道了中國楚漢相爭的故事，恐怕會對劉邦嗤之以鼻，而把項羽當做真正的領導者。這種對功利性的排斥，彰顯出真正的人文精神。對于領導者，馬奇強調兩個追求，一是快樂，二是美感，并寄希望以此來校正權力和成就對領導者作為人的本性的扭曲。所以，他傾慕那些能夠把工作備忘錄寫得猶如詩篇般美麗的經理人。他反對的，是工商企業對華爾街的敏感超過了對生活的敏感。
馬奇給經理人的非實務性建議是：學習并不容易。人們面對的現實世界信號微弱，過于嘈雜，經驗不足，因果復雜。因此，要了解這個世界，需要的是“水磨功夫”。不要試圖快速奮進，不要淺嘗輒止，快餐能夠充饑但吃不出味道，只有慢餐才能細細品味。所以，他專門出過一本詩集《慢慢學》，以人文追求對抗功利追求，以《慢慢學》對抗《快公司》。
但是，如果僅僅只有上述特點，那就不是馬奇，而是寫出《草葉集》的惠特曼。馬奇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他的抽象表達、邏輯推理都是常人所不能比擬的。讀他的書，看他的文章，你會感到嚴謹而求實的科學精神在支配著他。因此，他才能夠同西蒙、科恩等科學家密切合作，沿著科學方法的道路構建出類似于物理學、生物學的管理學巨著。那些層出不窮的命題，那種符號化、抽象化的數理邏輯表述，使馬奇的著作顯得“干巴巴”的沒有一點水分。馬奇的著作之所以難讀，問題就出在符號化和抽象化上。尤其是對中國的文人，漢語本身的表形功能遠遠強于推理功能，更難把握那些抽象概念。一本不算太厚的《組織》，竟然出現了260個用標準形式陳述的組織行為命題，這是多數人看見就頭疼的。
抽象的東西沒有具象的東西好理解，但這不能作為排斥抽象的理由。一位曾經擔任過教育部領導的官員，談過這樣一件趣事：文革后期推薦上大學，這位官員當時是教師，去招生時要測驗一下**的基礎知識，就問了個最簡單的問題：“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考生面面相覷答不上來。于是他換了個表達方式問道：“半個饃加半個饃等于多少？”考生異口同聲高呼“一個饃”。可見，必須經過適當的學習和訓練，才能理解抽象表述。看不懂馬奇，正是因為其抽象，但唯其抽象，才可更有普遍解釋力。所以，務實的經理可以不看馬奇，通俗的報章可以不用馬奇，但如果大學的教授也不讀馬奇，就多少有點“杯具”色彩了。
正是馬奇的科學性追求，使他的學問有了堅實的根基。也正是由于他堅持不改以理性為宗旨，使他超越了人文學者常見的邏輯不足。同時，馬奇又給理性分析注入的人文內涵，使理性不再是冷冰冰的形式主義建構，而充滿了對人自身的關懷和悲憫。而人文精神的滲透，又使馬奇超越了科學主義的技術崇拜。他對技術至上的嘲諷，對人類社會不確定性的強調，使他的科學觀扎根于人類自身的體驗和情感。通過這種人文和科學的雙向穿梭，馬奇打通了科學管理和人際關系的障礙，取得了組織理論的新造詣。經濟學家約翰·帕杰特認為，馬奇對組織理論的貢獻，可以同邁爾斯·戴維斯（Miles Davis）對爵士樂的貢獻相媲美。僅這一句評價，就足以在管理思想史上留下足跡。
在技術至上的美國，馬奇強調人文。假如馬奇來到人文底蘊豐厚的中國，恐怕就會掉轉方向強調科學。他在課堂上大講堂吉訶德，但并不是希望人人都成為堂吉訶德。按他自己的說法，在美國的社會情境中，他要把經理和企業家推向堂吉訶德；但萬一這些人都跑到堂吉訶德那一邊，他就要掉頭把這些人再拉回來。馬奇的這種自我認知，正反映出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應有的作用。所以，看馬奇的著作，得其意而忘其言，會其神而棄其形，可能是正道。
